交流是个宽泛的概念。
可以是物质的、技术的：如西红柿、土豆从美洲传遍世界；青铜冶炼的扩散；造纸术的西传。
可以是意识的、文化的：如闪米特字母一路演变成希腊字母、拉丁字母、西里尔字母；印度人发明“0”被全人类采用；基督教从耶路撒冷传遍西方。
可以是主动的交流：如日本的遣唐使，主动向大唐学习先进文化和技术，从而促成大化改新，掀开日本史上新的篇章。
可以是被动的交流：如清朝末年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其中关键的一部分就是开放商埠，被迫做买卖。
可以是和平交流：如隋唐时期中亚的粟特人，整个民族都擅长做生意，从中亚到中原的丝绸之路上散布着他们的身影。
可以是战争带来的交流：如罪恶的奴隶贸易，客观上倒是造成了人口流动，如今美洲的混血民族和多元文化，就是这种战争交流的产物。
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，在他的巨著《全球通史》中，提出 “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。”
斯氏还引用了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·博亚兹的观点：“一个社会集团，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。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；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，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。”从而更加详尽地解释了这个规律。
通俗地说，它的要义就是，交流带来进步，封闭带来衰亡。
斯氏力图采取一种整体史观和文明史观，把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，保持历史的传承性。《全球通史》正是这种思路的产物。
观点相似的学者，还有沃勒斯坦、威廉·麦克尼尔等等，他们持全球史观，强调不同文明或不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。
实际上，物质与意识、主动与被动、和平与非和平，往往混合在一起。
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，是和平的主动学习，既包括物质的学习，也包括意识的转变；但改革后的赵军，则是用武力强迫胡人为赵国效劳，对胡人来说变成了被动的交流，胡人也会被迫接受中原的意识形态。
与交流相比，封闭往往是暂时的。美洲的土著文明，受困于美洲大陆相对的封闭，即使想对外开放也不可得。但是随着欧洲人的入侵，封闭状态被打破，交流终归会发生。
整体的封闭，可以存在局部的交流。日本的锁国政策，虽说是主动封闭，但是也保留了长崎作为窗口，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并没有彻底切断对外交流。黑船来航之后，则干脆开国了。明清的闭关锁国，也使中华民族失去了领跑世界的机遇，改革开放则使中华民族在此抓住机遇。
如今，身处职场中的现代人，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，在公司运转过程中，要实现大的目标，一定要通过跨部门的沟通、交流，进而通过协作来实现。过分强调部门利益或个人目标，不仅会将自己和部门封闭起来，也会损伤大目标的实现。总之，“机遇在外”，多沟通，多借鉴，多合作，才能促进大发展。
个人也是如此，平均而言，外向爱沟通的人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，而内向不交流的人发展之路则相对狭窄。
